中午有空，躺在酒店的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于是便走下楼，请随队的司机师傅带我去四处逛逛，但他只是摇了摇手，说这里已经加不到油了，能不走动就不走动吧。我愣了愣神，便问司机师傅最近的加油站在哪，他想了想，便发给我一个地址。我看了看，不是太远，便走了过去，一路上热辣辣的太阳晒得我生疼，走了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可当我想要放弃时，却看到不远处一长串的摩托车在排队，我就知道我到了。
慢喝水用的矿泉水瓶，每个人刚刚能打一瓶。看着他们小心地往水瓶里倒着汽油这粉色的液体，我才真正体会到，我现在站着的地方已不是中国，而是在老挝的琅南塔省勐醒县里，一个极度贫困，却又生机勃勃的土地上，而这片土地上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工业，正面临着最严重的干旱。
这一刻，我想到了大家嘴里正讨论的热火朝天的石油美元，它并不是只存在在期货市场、地缘政治和浅显易懂的金融科普书里。对大多数资源国和贫穷国家而言，它首先是一种发展困境：你明明站在石油、天然气、铜矿、铁矿、橡胶和木材之上，却依然只能把它们当作未经深加工的原料卖出去，然后再用换回来的美元，去高价购买别人造好的机器、化肥、钢材、汽车、药品、电站和手机。所以所谓的石油美元，表面上是美元给石油定价，但实质上却是资源国长期没有能力把自己的资源留在本地，变成自己的工业体系、能源体系和消费品体系，而只能做最简单的供应商和最被迫慷慨的采购者。
也正因为如此，石油美元从来就不是一套关于油和美元的故事，而是一套关于位置的故事，从上世纪冷战后期，美国取得了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的绝对主导权，他就开始决定谁负责卖资源，谁负责做制造，谁负责吸走盈余，谁负责提供全球最安全的停泊地，而谁又能赚取最多的利润。而我们只有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才能跳脱出固有的叙事框架，看到更真实的世界。
回顾这些年，尤其是这几天，舆论场里一提起石油美元，往往总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但同样过于简单的叙事。第一种叙事喜欢把它写成阴谋论，仿佛世界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美国逼所有人用美元买油和商品；而第二种叙事则更喜欢把它写成一种已经摇摇欲坠的旧秩序，好像只要哪天中东某个国家改用别的货币结算几船原油，美元霸权就会立刻土崩瓦解。这两种看法其实都抓住了石油美元的一部分，却都误判了它真正的重心。因为如果石油美元真的只是仓单、油轮和无比强大的舰队，那它反而不会统治世界这么久。真正支撑它的，从来不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漂过多少桶油，而是海峡背后那套更庞大的资源—制造—金融回流体系。
这套体系背后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世界经济分工。这个分工至少包含四层：第一层，资源国出口原油、天然气、矿产和粮食，获得美元收入，但这收入的大部分又转化为对美投资，而这也是石油美元最外面的那层壳；第二层，制造业国家用美元采购这些资源，生产钢铁、机械、化工、电气设备、汽车、建筑材料和各类工业品，并继续在全球贸易中以美元进行结算与储备安排；第三层，制造业国家获得的顺差和盈余并不会在所有国家都转化为完整的本国资本市场，而是会大量沉淀为美元储备、主权财富基金、离岸金融配置和美国国债等安全资产；第四层，美国凭借全球最深的国债市场、最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最强的法律和金融中介网络，以及巨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全球储蓄、维持经常账户逆差、输出债务，同时继续吸纳全球避险需求。
所以，我们把这套体系简化说成是石油美元，不如说这是一套由资源位置、制造位置、消费位置与金融停泊地共同构成的美元秩序。石油在这里当然重要，但它的重要并不是因为它神秘，而是因为在现代工业文明中，能源始终是最基础、最不可绕开的投入品。谁控制了能源定价和能源盈余的回流路径，谁就更容易控制资源国和制造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
这也是为什么石油美元最辉煌的时候，美国看上去总像是在违反常识。按一般经济学直觉，一个长期贸易逆差、长期财政赤字、长期依赖外部融资的国家，迟早应该遭遇资本外逃、汇率崩塌或者债务危机。但美国并没有。原因不在于它违反了规律，而在于它把自己放在了规律的另一端：不是作为一个被资本审判的普通债务国，而是作为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全球最大安全资产的供应者、全球流动性最终停泊地。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24年末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已经扩大到负26.23万亿美元，对外负债总额则升至62.12万亿美元。正常国家在这种规模的外债之下，恐怕早已开始剧烈震荡；但美国的问题恰恰是，它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真正被这种负债压垮。
为什么？因为美元体系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美国能把自己的债务做成全世界最愿意持有的资产。也就是说，美国不仅能负债，还能以更低的成本负债；不仅能低成本负债，还能拿着全世界愿意低成本借给它的钱，去进行更高收益的全球配置。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美国并不是简单的世界债务人，反而更像是世界银行家。它一边通过贸易逆差向全世界输出美元，一边又通过金融渠道赚取投资收益，形成一种近乎反常的黄金债务结构。
可任何体系一旦运行到这里，裂缝也就会同时埋下。因为这种特权不是天然的，它必须依赖几个前提同时成立：资源国必须持续输出原料，制造国必须持续需要美元结算和储备，美国资本市场必须继续被视作最安全的停泊地，而美国自身也必须拥有足够强的制度可信度、科技研发能力、财政承受力与内需吸纳能力。一旦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开始松动，整个体系的成本就会迅速上升。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视角放回到国内了，这套体系目前出现的问题会慢慢自己浮现出答案。因为对站在这里的普通人来说，石油及各类原材料从来就不是华尔街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科目，而是一种最基础的生存资料。谁能稳定拿到这一切，谁能把石油进一步变成电、变成化工、变成运输能力、变成工业原料，谁才真正拥有面向未来的能力。
而这样的变化，不只出现在中国，而是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动出现在全球各地的，最先变化的，是资源盈余的归宿。过去海湾国家之所以成为石油美元体系中极其关键的一环，是因为它们把卖油赚来的大量盈余，重新停泊到了美元体系里。但现在这一点正在变化。比如沙特经常账户已经从2023年占GDP 2.9%的顺差转为2024年占GDP 0.5%的赤字，而且这一赤字越来越多依赖外部借款和减少海外资产积累来融资。其背后正是国内大规模资本开支的扩张，包括未来城、基建、工业区、物流和旅游设施建设。换句话说，过去原本会比较自然回流美国金融市场的一部分石油盈余，如今越来越多留在了本地，而帮其完成建设的，正是中国。
而放眼全球，这样的变化更加深远，原本的制造业与资本品供给的重心正在发生结构性转移。越来越多的资源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在中国提供的设备、融资、工程和数字基础设施帮助下，尝试把资源留在本地，延长自己的产业链。高盛研究显示，2024年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占比已降至42%，远低于2005年的58%；同期对新兴市场占比升至36%，对前沿市场升至8%，而“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进一步升至47%。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已经不是单纯向发达国家卖消费品，而是在更广阔的新兴世界输出工业能力。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电气设备和机械相关出口上的全球份额已经极高。公开贸易和产业研究均显示，中国在电气设备领域的全球出口份额已处于三成上下的高位，在机械设备与零部件上也占据全球最重要的位置之一。与之相对，美国在这些“制造机器的机器”领域的份额和供给能力，已明显弱于中国和部分欧洲、东亚国家。这意味着，美国连重建制造业所需要的大量资本品和中间设备，都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进口。所以美国今天，已经没有能力再能像过去那样，站在科研制造的高地上，完成工业体系的分配了。
而接下来的变化，则变得水到渠成，也就是资源出口本身已经越来越绕开美元这个交易接口了。资源国、制造业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一点一点地为自己建立一个不必凡事都先经过美元、再经过纽约、最后再回到美国资产池里的新通道。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近年来在跨境支付与人民币结算上的实际扩张。金融时报援引中国人民银行和CIPS数据指出，过去五年中，人民币跨境使用明显上升，CIPS按金额计算的季度交易规模已从2016年初不足1万亿元上升至2024年约45万亿元左右，按笔数计算也从不足1亿笔增长至超过20亿笔附近。与此同时，人民币在中国货物贸易结算中的比重也持续抬升，2024年前后已接近三成。也就是说，人民币在中国自身贸易网络和产业外溢的支撑下，逐渐获得了一个越来越大的结算空间。
过去资源国必须先卖资源换美元，再拿美元去买工业品，是因为美元不仅是定价货币，还是整个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唯一高速公路。而现在，中国正在做的，就在旁边一点一点修出新的匝道、新的服务区和新的收费站。所以你会看到，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出口原料、进口成品”这么简单。除了货物贸易本身，中国银行业海外分支的扩张，也在改变中国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融资和信息结构。基于2013至2023年覆盖136个东道国、1035家中国企业样本的研究显示，中国银行海外分支的存在，能够同时通过降低信贷摩擦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尤其对融资受限的中小企业和“一带一路”项目的效果更为显著。换句话说，过去许多资源国即便愿意和中国做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也常常卡在融资、信息和制度壁垒上；而银行、支付、清算和贷后监控这些看上去不够宏大的金融基础设施，正在让这种合作从可以想象变成可以落地。这就意味着，美元过去独占的那种“交易—融资—投资—回流”一体化通道，今天开始出现了一个虽然还不对称、但已经越来越完整的替代性网络。
而一旦这种网络形成，它所改写的，就不再只是币种选择，而是资源国的位置本身。因为对一个长期被锁在原料出口位置上的国家而言，最关键的从来不是发票上写着美元还是人民币，而是它能不能拿着自己卖资源赚来的钱，在本地多修一条铁路、多建一座发电厂、多上一个冶炼项目、多做一层炼化、多延长一段产业链。如果答案仍然是否定的，那么哪怕它今天用别的货币结算几船原油，也不过是石油美元体系外壳上的一点划痕；但如果答案开始变成肯定，那么即便它还没有完全摆脱美元，它也已经在美元体系的内部悄悄长出了一块不再完全服从旧秩序的肌肉。
而回看美国本身，正在越来越暴露出自己的风险，这样的风险不只出现在它的制造业上，更是出现在它的资本市场上。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拥有一种别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拥有的能力：它可以一边通过贸易逆差向全世界投放美元，一边通过金融渠道在全世界赚回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美国虽然在货物贸易上不断赤字，但由于其对外资产收益长期高于对外负债成本，它的净债务反而能持续带来正收益，形成所谓的“黄金债务”。
如果我们把这一过程拆开来看，就会发现它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77到1988年，美国总体仍是债权国，虽然货物贸易逆差已达到8475.7亿美元，但金融渠道提供了7885.1亿美元的投资收益顺差，所以净债务仅增加约590.6亿美元。1989到2002年，美国由债权国转为债务国，但金融收益4691.7亿美元仍抵消了部分29010.1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到了2003到2007年，也就是美元过度特权的“狂欢期”，美国贸易逆差高达35081.7亿美元，同时却通过金融渠道获得了46397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收益，结果是美国对外净债务规模不增反降。正是在这一阶段，美国一边卖出低收益安全资产，一边向全球配置更高收益的风险资产。可2008年以后，事情开始变了：2008到2024年，美国国际投资头寸净额恶化到-265394.7亿美元，对外净债务激增252606.4亿美元，而贸易渠道与金融渠道几乎各贡献了一半的恶化。也就是说，美国不再只是被贸易逆差拖累，连金融收益本身也开始不够用了。这种变化，在收益率和成本端看得更加清楚。1977到1988年，美国对外资产收益率14.1%，对外负债成本9.4%；1989到2002年，资产收益率6.1%，仍高于4.7%的负债成本；2003到2007年，美国对外资产收益率高达15.7%，远高于6.6%的负债成本，净负债成本甚至扩大到-42.9%，也就是每1美元净债务反而能给美国带来接近0.43美元的利润，这就是“黄金债务”最极致的形态。但2008年以后，这个结构反过来了：美国对外负债成本升到5.9%，而对外资产收益率反而只有4.9%，净债务成本由负转正，达到8.7%。换句话说，美国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付息阶段。
这件事极其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过去美国那种我欠世界的钱，但我还能从世界身上赚钱的从容，正在慢慢消失。石油美元带来的过度特权并没有一下子崩塌，但它的收益结构已经开始恶化。美国仍然可以发债，仍然可以吸收全球储蓄，仍然拥有最强的安全资产供给能力，但维持这套体系的成本，已经明显比过去更高了。于是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今天在军事上、关税上、制裁上、金融胁迫上，越来越频繁地出手，因为它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单靠金融吸引力、制度可信度和市场深度就能轻松维持秩序的从容了。
更麻烦的是，这一切还叠加在美国自身越来越沉重的双赤字之上。市场研究普遍预计，2026年美国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合计将达到GDP的11%至12%左右。也就是说，美国今天既要维持全球最深的资本市场、最强的安全资产供给和最大内需市场，又要推动再工业化、应对越来越高的利息支出、维持对盟友的安全承诺，还要在中东、欧洲和印太同时施加影响。在“黄金债务”已经开始退色的情况下，这套负担并不会自动减轻，反而会越来越需要外部资金、外部信任和外部顺差国家的继续配合。问题就在这里：当海湾资本不再那么自然地回流美债，当资源国和新兴市场开始有了新的产业与金融接口，当中国不断提升自己在资本品、设备、工程和支付结算上的外溢能力时，美国再想用过去那种方式轻松维持旧秩序，就会越来越吃力。
美元最强的时候，是世界离不开它；而美元开始被反噬的时候，是它自己也离不开世界继续无条件地迁就它。于是今日的美国，选择了最任性的方式，也就是去胁迫委内瑞拉，去要求格陵兰岛的主权，再到今天，去攻打伊朗。
很多人理解这场战争时，仍然停留在最直观的能源安全层面：霍尔木兹海峡很重要，中东石油很重要，伊朗则是最关键的变量，美国若能控制住伊朗，就能继续掌控世界能源命脉，石油美元自然也就安全了。可问题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恰恰说明石油美元不能只靠霍尔木兹海峡来维持。
因为海峡只能保证能源流动，却不能保证资本回流；军舰只能保障航运安全，却不能自动创造长期信任；轰炸可以短期震慑对手，却不能让全世界继续像过去那样，把储蓄心甘情愿地停泊在美国资本市场之中。对于一个真正稳固的秩序而言，最理想的状态从来不是“我必须频繁开火，才能提醒别人服从”，而是“我不需要开火，别人也认为留在我这里最安全”。美国过去几十年的真正优势，正是在于后者。它不是靠不断发动战争才让全世界持有美元的，而是靠资本市场深度、制度可预测性、资产流动性、产业和科技优势，以及对全球顺差的吸纳能力，使美元资产成为全世界的本能性停泊地。
而今天这个曾令人信赖的体系，正在越来越多地把原本属于金融、贸易和储备安排的问题，交给军工复合体来回答。
这对资源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必须更加认真地思考，自己的财富究竟要继续沉淀在哪，自己的能源出口是否应该继续被锁定在单一的定价、清算和融资链条上。
这对制造业国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必须更加认真地思考，自己的产业链是否应该继续高度依赖一个随时可能把物流通道、支付网络和地缘冲突绑在一起的秩序。
这对新兴市场国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必须更加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发展融资、设备来源、技术接口和数字基础设施，是否应该尽量多元化，而不再全部押在旧秩序的善意之上。
换句话说，美国如果不断把石油美元和军事威慑绑得更紧，它看似是在强化体系，实际上却是在逼迫越来越多国家思考如何去脆弱化。海湾国家会更愿意把资本留在本地，俄罗斯会更努力压缩对旧金融通道的依赖，伊朗、土耳其、中亚、非洲和拉美国家会更愿意接受来自中国的设备、工程、银行和支付体系支持，而中国也会更顺理成章地把自己的贸易网络、工业资本品和人民币结算空间继续向外延伸。
所以，石油美元真正的黄昏，并不是落日余晖映在火光潋滟的霍尔木兹海峡上，而是在每一个沉默的企业家、政治家和民众的窗前。真正塑造未来的力量，不在华盛顿的战情室，也不在波斯湾的舰队阴影中，而在那些沉默的工地上。在沙特未来城正在凝固的钢架之间，在印尼雅万高铁的轨道接缝处，在伊朗石化园区新建的反应塔旁，在每一个刚刚被特高压电网点亮的东南亚村庄里。那里没有爆炸的轰鸣，只有混凝土凝固的静默，只有齿轮咬合的轻响，只有电流第一次击穿灯丝时的滋滋声，哪怕这些声音太轻微，轻到被战机的咆哮所轻易掩盖，却也能重到足以压弯一个旧时代的辉煌。
帝国的黄昏，总是漫长而绚烂，充满了回光返照式的军事行动与金融胁迫，但新工业的黎明一旦开始，便不可逆转。当资源国第一次真正触摸到工业化的门槛，当它们发现自己不必再用矿泉水瓶去盛装那粉色的命运，当它们学会用本币、用资源、用未来的产能而非过去的债务来结算今日的交易时，那个靠航母战斗群与量化宽松艰难统治世界的最后时代，就已经被轻易结束了，不留一声回响，沉沉坠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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